郑林允：我们需要“极有可能失败的教育”丨头条
那些人类最伟大的创举，往往都不是奔着“极有可能成功”的方案去的，而是设定更高的目标，高到大多数人都认为：“极有可能失败”
有一部很热门的教育纪录片——《极有可能成功》，讲的是美国一所高中HIGH TECH HIGH的教育创新。这部影片，尤其是它的片名，都显示着我们的教育对于青少年通向成功的重要意义。
但我有一天突然意识到：那些人类最伟大的创举，往往都不是奔着“极有可能成功”的方案去的，而是设定更高的目标，高到大多数人都认为：“极有可能失败”！斯巴达300是这样，北美独立是这样，爱因斯坦颠覆经典物理学也是这样……爱迪生试制灯泡1000次，对于这其中的每一个试验，都近似于成功率只有千分之一，换句话说，爱迪生每一次都是在朝着“极有可能失败”的方向在前进。
所以，如果我们的教育总是在讲“极有可能成功”，总是在鼓励“极有可能成功”的方案，会不会也就限制了未来世界创变者的思维和气魄呢？
我最近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发现，就是许多招聘中都喜欢问到同一个问题——“谈谈你的失败经历”。甚至我看到一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MBA（工商管理硕士）申请的问卷，四个问题之中有一个就是这种：
请叙述一个你参与其中的团队失败案例。
如果现在给你重来的机会，你会做怎样的改变？
要知道，哥大MBA全美排名第五，这样的题目实在代表了美国商业社会对于个人失败经历的高度重视。所以一方面失败的经历那么重要，而另一方面我们如果回想一下学校教育，就会发现大多数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缺乏底气的。
我们40岁之前大概人生最长的时间段都是在学校接受教育。我们16年、18年的教育，固然是充满失败的，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，这种失败的模式非常单一，翻来翻去就是考试失败、升学失败，最多加上一点人际交往的失败。尽管我们也常常听说高考失败复读走上理想大学之路的故事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失败太单一了。
真正的社会，尤其是企业、雇主，更期待看到的是一个人经历过各种各样、多元的失败，尤其是团队中的失败。所以一方面是真实的社会中，“失败”“团队”这两个关键词受到极大的重视，另一方面却是，我们的长达十几二十年的教育却完全没有提供足够的机会，去让人有系统地经历多种多样的“失败”，尤其是“团队中的失败”。
我们的教育将大概率要成为团队一份子的人，十数年如一日地钉死在一张课桌上，十数年如一日地局限在用一张张卷子所构成的标准之中。纵然我们的老师口口声声地说：“失败乃成功之母。”但归根结底，学校体系里面没有人是真的喜欢失败的。我们标榜的永远是从小打遍天下无敌手的“学霸”，我们所有的关注的点都是减少失误、减少错题。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是背题、押题还是什么。
我们的教育里面从来没有：有意识地鼓励、甚至设计流程让你经历失败，然后一步步反思，然后一起享受这个经历失败的过程，然后在过程中让孩子看到自己的价值、自己的意义。没有的！我们永远是跳过这一切——直接用你拿了多少分，直接用你最后的“不失分率”来评价：你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。
然后十几年后你跑去面试，老板最想问的却是：“谈谈你碰到过些什么有意思的失败经历？最好是团队里面的失败经历。”
今天，越来越多地中国顶尖中学的校长、教育者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老师就提出：要教会孩子从“追求赢”到“学会输”。
失败，首先不再被看作完全消极的东西，我们开始接受不够完美的自己、豁达地接受失败的经历。所谓“挫折教育”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层面的，通俗点讲就是不要受点失败就心理上受不了，这方面的教训已经非常惨痛了。
更进一步来说，是把失败真正作为难得的宝贵经历，是要学的，是要主动闯进去的；而不仅仅是没啥大不了、过了就过了的；更不是主动避避开、唯恐避之不及的。
这也是李校长那篇文章的主旨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那篇文章，你会发现，对于如何操作，如何在教育中设计来实现“失败教育”还是比较缺失的。李校长提到的，一个是：“学校学生创业的基地——松林书苑，这里会不断挂出“重新开业”的牌子。”另一个是：“我们十一有200多个社团，但我也搞不懂究竟是多少个，因为今天建了两个，明天垮了三个。”但十一学校有四五千学生，200个社团的生生灭灭，很难说就能够构成学生“学习失败”“学会输”的主要平台吧？
所以说到底，如果我们的教育体系依然是用试卷成绩作为主要的考核体系，或者说家长更关注的还是试卷成绩，那说“学会输”“学会失败”其实也就最多是停留在理念和浮光掠影的程度上。
近年来，世界上越来越多地教育者开始实践项目式学习（PBL）的模式。
把原本机械分隔成45分钟的流水线课程表，变成项目化的整体学习；把原本为了试卷考试的目标，变成完成一个具体的项目：建一处建筑、做一台机器，排一出戏剧，做一次调研……并将各种精彩的学习内容融入其中。
这种模式的兴起有很多原因，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正在于：突破了书面试卷的项目能够系统地引入更多未知的问题、更多种类的可能失败。尤其是大型的项目还意味着更多的团队协作，让未来的团队精英从小就有机会遭遇到团队协作的各种可能状况。
美国旧金山就有这样一所学校：Brightworks，其创办人Gever Tulley，同时是全球教育项目Tinkering School夏令营的创办者，北美畅销书《让孩子做50件危险的事儿》的作者。在视频网站上可以找到许多他的精彩演说。
Brightworks是一所真正的全日制学校。从K到12，一共就80几个学生。这里完全没有考试和成绩，也没有标准的40分钟课堂。所有的学习都是在项目中呈现，而项目都是由学生自发讨论形成。
学生在项目中的场景
2018年10月22日，我有幸在北京采访到了Gever Tulley先生。在访谈中有一个问题是我觉得尤其有收获的。
问题的背景是他在许多场合提到过的Brightworks的教学模式：取消传统学校的40分钟一节课的课程表，改为8-10周一个的项目，每个项目基于一个主题展开三个模块。
基于主题由老师或者专家展示相关的信息，比如说主题是风，就请造风力发电站的、研究风的气象问题的、做过风有关艺术创作的，等等的专家来展示他们对风的理解、创造。目的是激发学生对这个话题深入探讨的兴趣和关注点。
第二模块是表达Expression。
在探索模块激发后，学生会提出自己想要深入的这个主题的项目，也就是要表达自己在这个主题上有话要说。可以是造帆船，可以是表演风的音乐剧，可以是风对历史的影响研究……
也就是最后的阶段。是家长、外校老师、学生受邀来听学生讲解自己做的这个项目。
当我听到这个模式时，马上冒出来个疑问：“表达”和“阐释”这两部分太相似了！为什么要明确把两个切分开来。一个人的作品就是他对一个问题的表达，iPhone就是乔布斯的表达，然后乔布斯的发布会就是阐释。乔布斯只要把他当初为什么要开发这个手机的想法、热情、目的说一遍就是发布会了嘛。这两者根本就是同一件事情，何必要强调是两个东西呢？！
所以我在采访中就问他，然后Tulley先生给出了他的回答，我其实当场并没反应过来。我事后翻译字幕的时候，才突然明白过来：
这个问题背后恰恰反映了我的巨大误区。
因为，只有在“默认”作品会成功的预设上，才会出现表达expression和阐释exposition是差不多的情况。你成功的作品当然就把你最初想表达的东西都表达出来了，阐释的时候稍微补充补充就OK了嘛。但是！但是如果我们的教育完全不预设立场、完全可以接受不完美、不成功甚至是完全无法运作的作品，那这个时候，作品的表达expression和你个人解决问题过程所产生的阐释exposition就有巨大区别了！
换句话说：完全可能是一个搞砸了的表达expression却有着一个完美的阐释exposition。因为他在失败的过程中有快乐、有反思、有创意的迸发……
我不禁想起曾经做过的一期夏令营（神经联动营Goldburg Machine Camp），让中学生用一堆真实工具、真实的材料，做一套真实的机械装置。
那时候我总是期待他们能做成功。这里整个装置就是他们的表达Expression，我期待：他们的联动装置能一镜到底，然后他们可以大侃特侃他们制作的过程（进行阐释Exposition）。但最终他们并没法完整的全部连起来。我很失落，他们也很失落。今天回头再看，我非常后悔。我为什么没有，就让他们哈哈大笑地在摄影机面前告诉大家：“某个装置就是不成功，我们换了三套方案还是失败了……然后还闹出了A、B、C、D什么什么笑话……”看着他们笑得前仰后合，那样的Exposition不才正是超级棒的吗？！
当想到这点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我才是那个口口声声一直说：“失败乃成功之母”但却从来没有真正从心里热爱过学生的失败、拥抱过他们的失败的老师！真的很惭愧。我在对一个完美作品的期待中，一步步走向急切、失落，看不到他们在整个过程中的快乐，看不到他们在不停尝试中闪光的眼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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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很后悔，如果今天有人问起我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：“谈谈你在团队中经历过的失败？”我会说起这件事：
我曾经带领一群充满创意和行动力的年轻人去探索、去试错、去快乐地面对各种挫折，然而因为我对“失败”的错误理解，我带给他们太多不该有的失落，他们本该为自己为伙伴由衷地感到幸福和骄傲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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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丨郑林允
来源丨埃尔特订阅号（ID: Arete_edu）
责编丨沈静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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